后来发生的事我们都知道了，莫绍谦的案子最终被她给搞砸了。检方败诉，薛振大发雷霆，当场宣布解除乐菲儿的职务，甚至扬言还要撤销她的法律从业资格，让她在这一行彻底消失。

可怜的乐菲尔，参加工作还不满两个月，就陷入了此等绝望境地。报纸和电视上全都是有关于她的报道。走在街上，她觉得所有人都在对她指指点点。于是她不再外出，把自己关在那狭小的公寓里。她心烦意乱，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。一会儿打算收拾行李回老家去；一会儿又考虑着彻底离开法律行业，换个工作另谋生计；甚至于她偶尔还有过自杀的念头。她给薛振写了好几封信，前几封信写得慷慨激昂，斥责他缺乏同情心，不肯谅解年轻人的无心之过；后几封信又写得可怜巴巴，表示自己一定会接受教训，希望他能再给自己一次机会。然而到了最后，这几封信都没有寄出去。

有生以来，乐菲儿第一次感到走投无路。她在京都举目无亲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白天她把自己锁在屋里；只有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她才有胆量去空荡荡的街上散步。夜晚的大街上有时候会遇到流浪汉，但那些被社会抛弃的人从来不搭理她。也许，那些人从她的眼神里也看到了自己的孤独绝望。

法院走廊里发生的那一幕，一遍又一遍地在她的脑海中重现。那个给她档案袋的男人怎么看都不像坏人，谁能想到他和莫绍谦是一伙的。如果当时自己谨慎一些，哪怕打开档案袋看一眼，现在也不至于落到这般地步。如果时间可以倒流，那该多好。

然而事实终归无法改变，一次不经意的错误足够毁掉她的人生。可乐菲儿不想认命，就算事实已定，至少也要挣扎几下。她一遍又一遍问自己，真的没有希望了吗？我的人生彻底毁掉了吗？

“当然不是！谁说我的人生就这样毁掉了？当不了检察官还可以当律师，就算薛振真的打算取消我的律师资格，他就一定能做到吗？至少目前为格，律师证书还在我自己手里。”

想到这些，心情终于有所好转。她开始给各大律师事务所发简历，希望得到工作机会，但是效果不佳，发出去的邮件如同石沉大海，好几天都没有等来回复。莫绍谦的案子所引起的轩然大波尚未平息，可想而知，现阶段没有律所愿意聘用她。

乐菲儿不相信自己会被这个行业彻底抛弃，她决定降低要求，去联系那些小型的事务所，工资待遇无所谓，只求有份工作。然而即便如此，依然效果甚微，偶尔收到答复，也是礼貌性的回复，依然没人想聘用她。好不容易树立起的信心开始动摇，继而心灰意冷，终于再次陷入绝望，她思考着下一步该怎么办，要不要另寻出路。可是左思右想，总是得出同样一个结论：她唯一感兴趣的事业就是当个律师，只要还有一丝希望，她就不想放弃。

又过去了一个多月，秋意渐浓，仍然没有找到工作。看着银行卡的余额越来越少，乐菲儿心急如焚。没有收入，还要每月支付房租，要是能够找到租金更便宜的公寓，她早就搬家了。为了省钱，她白天经常饿着肚子，到了晚上才去楼下那家不起眼的小饭店吃点东西。这种小店环境一般、味道一般，唯一的好处就是价钱便宜。在这儿只需十几块钱就能吃到带鸡腿的盒饭，外加赠送一瓶啤酒。乐菲儿不喜欢喝啤酒，可是在这倒霉的日子里，一瓶啤酒多多少少可以带来一点安慰。

为了尽快找到工作，她甚至轻信了黑中介的花言巧语，被骗走了一大笔中介费不说，还差点被不怀好意的男人伤害。乐菲儿从小到大一直过得顺风顺水，直到最近这几个月才体会到江湖险恶，才明白这世界并非她想象的那般美好。

眼看求职无望，乐菲儿又萌生了新的想法。既然没有人愿意聘用我，那就干脆自己开一家法律事务所，只要努力，一定能把事业做好。可是独立创业难免需要启动资金，首先要租一间办公室，还要购买办公用品，桌椅板凳沙发家具一样都不能少，这些加在一起可不是小数目。她的银行卡里满打满算还有一万多块，无论如何都不够用。

如此看来只剩一个办法，那就是找人合租办公场所。她开始在网上寻找这方面的信息，终于发现一则广告，上面写着：“现有一间二十平米的办公室，准备找人一起合租，平摊租赁费用，有意者可电话联系。”

这则广告正合她的心意，事不宜迟，她立刻给对方打电话约好了见面时间。

贝壳街37号，一栋很有年代感的破旧大楼，乐菲儿要找的办公室就在这栋楼的第十一层。刷着白色油漆的木门上挂着两个招牌，左边写着：暖心企业咨询服务；右边写着：浩哲私人侦探。

乐菲儿再次确认这里就是她要找的地址，然后推开门走进去。映入眼帘的是一间陈旧的办公室，面积不大，但是采光很好，从左到右摆着三张黑色的办公桌，其中两张桌子已经有了主人。

最左边的那张桌子旁边坐着一位衣着寒酸的中年男子，戴着厚重的老花镜，正忙着处理文件。

中间那张桌子后面坐着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卷发年轻男